2022

天主教徒、馬克思主義者、同性戀者——柏索里尼（1922-1975）的多重身份恍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在作品裏三位一體，互相矛盾，又彼此依附。從詩人、小說家晉身導演，由首作《乞丐》到53歲遇害身亡，以驚世駭俗的影像藝術，追求自我定義的神聖，創造忠於生命的真實。

面對戰後意大利法西斯陰魂不散，以新資本主義之姿帶來消費擴張、物慾橫流，柏索里尼對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深痛惡絕。相反，他在備受剝削的社會最底層發掘出一種神聖感；透過將乞丐、娼妓、流氓描繪成猶如聖人與天使的震撼寓言，刻意褻瀆神聖文化，以嘲諷教廷的虛偽和醜惡，同時在他們污卑而頑強的求生意志裏，看出了生命尊嚴，甚至社會救贖的希望。就在這種被社會邊緣化的現實裏，他提煉出獨特的「詩意電影」，粗獷、真實，而富頹敝之美。

身體本能、原始慾望，柏索里尼視之為革命的象徵、對抗的武器。《羅高柏葛》中《軟芝士》一段，以暴食致死的臨時演員調侃教會，令柏索里尼因褻瀆罪入獄；《定理》以露骨性愛，挑釁道德思想、戳破階級假面以至抗衡虛無主義，為生命帶來衝擊與昇華。弔詭的是，當慾望被新自由主義解放後，非但不再造成顛覆，反而助長資本及霸權擴張。柏索里尼在「生命三部曲」轉向文學鉅著，試圖透過中世紀的荒淫性愛傾軋現世價值體系，重塑真正的自由與喜樂，卻發現在商品化社會理想早已幻滅，憤而撰文自我否定傑作。在《沙勞》將變態性虐影像推至極端，變成影射法西斯暴政的夸誕隱喻，對已墮落但丁地獄的當代意大利，作出最後抗爭的絕望呼號。

今年值柏索里尼百歲冥壽，回顧他畢生十二部劇情長片及四部短片，更有若先知的現世預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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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犯罪小說家派翠西亞海史密斯（1921-1995） 筆下的主角， 每每不是伸張正義英勇破案的偵探，而是內心複雜的犯案者。於美國出生，長年旅居歐洲，海史密斯雖對「犯罪作家」的標籤感到困惑，認為筆下的故事只是剛好牽涉暴力、殺人等情節，但其作品往往打破了犯罪小說的成規，透過文字穿越非理性的畸零夾縫，直探人性幽微，揭示被壓抑的慾望、貪念、嫉妒、憤怒，以至階級差距的焦慮。她不但對犯罪行為有獨特理解，更能令讀者不知不覺站在罪犯一邊。

1950年她憑着首作《火車怪客》嶄露頭角，希治閣慧眼賞識拍成電影，成為交換殺人情節的濫觴。她創造的犯罪角色中，以雷普利最為經典，更寫成系列小說。這個擁有犯罪天賦的冷血兇手，習慣說謊擅長偽裝，卻充滿迷人魅力，先後被改編成《怒海沉屍》、《美國朋友》及《心計》等多部名作。她曾說過：「我常感覺是雷普利在創作，我只是負責把它寫下來。」

海史密斯本身喜歡同性，她的犯罪小說也常令人讀出同性情慾的暗流湧動。她曾化名出版半自傳小說《鹽的代價》（即《卡露的情人》原著），描寫女性之間的愛情與考驗，在同性戀仍被視為禁忌的年代，具劃時代意義。她生於破碎家庭，會把異性戀關係寫成驚慄故事，「兩男一女」的組合必遭逢殺機。她不善與人相處，寧與蝸牛為伍，蝸牛雌雄同體，她視為寵物豢養，甚至把牠們寫進《水深火熱》等小說。

海史密斯並非影迷，但她的小說為電影世界提供了豐富靈感泉源。回顧這些電影，其中無視道德規範的情節與人物，他們不受拘束的想像力，大抵正是吸引電影作者不斷改編的原因。

憶我舊足跡 --- 麥格斯的日記電影

鍾拿斯麥格斯（1922-2019）被大命運播弄，從立陶宛田園家鄉放逐到紐約大都會，記憶躁動未安，前景無從落實；然而，大命運卻委以終身重任，要他開墾電影新國度。在五十年代興起的前衛電影的名義下，麥格斯率性行事，先以個性化的日記電影紀錄生活，進而策展小眾放映，經營獨立影院，發行非主流電影，與弟弟創辦《電影文化》雜誌，更參與菲林保育，甚至因放映爭議性作品被捕入獄。或許日記電影不是麥格斯發明，他卻為之寫下美學標準。膠卷要滾動，菲林要呼吸；每年他都重溫其生活錄像，憑記憶和直覺，嚴選有生命烙印的光影片段，加諸話語、旋律，文書創作，孕育出流動着鮮活心智的日記電影典範。「若你抹殺『對立電影』，等於抹殺波希米亞精神，電影便會死。」麥格斯傲氣提出「對立電影」的概念，抗衡美國主流電影文化。六、七十年代的新荷里活、八、九十年代的獨立電影、辛丹斯及翠貝卡電影節，皆得益自麥格斯一代人默默耕耘的願景。麥格斯在影片中呢喃着「錯置的人」（displaced person），鄉愁依舊，但電影卻帶他走得更遠。他自謙為「電影客」（filmer），表現的正是一個以展現生活為己責，不離不棄的電影／菲林人。